周其仁：降低制度成本至关重要 企业家不能置身事外

　　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

　　4月2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全会会场上做出上述表示。

　　他从物理角度来解释，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发展亦是如此。今天的中国经济动力在于，人口巨大且长期贫穷，人均经济水平仅仅在全球80位以后。

　　而经济发展的摩擦力即阻力，要克服这个阻力有几个层次。一是，每个企业都有自家的问题，在转型及发展中都要付出一定代价，这要靠企业本身努力；二是，企业见可以相互交流，向其他企业、行业学习先进经验；三是，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这就是“系统摩擦力”——制度成本。

　　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周其仁举例道，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

　　“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下行的时候，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生死过不去。”他指出。

　　所以，周其仁表示，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商务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身在世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以下为周其仁发言：

　　周其仁：

　　谢谢，我讲一点书生之见。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是一样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今天虽然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从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的。

　　所以中国的经济要很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因为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你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的不如愿，就是成本。

　　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每个企业可以对付自己的问题，家家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对付，就是刚才马云提到的，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看看别的企业做的怎么样，行业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进去，给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如果不能有效的降下来，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

　　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下行的时候，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生死过不去。至于速率高低，这个更大，我看过《乔布斯传》，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全球当时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3亿秒，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我们现在上网速度，它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

　　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我们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互联网+”早就开始了，我知道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电话，最早完成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他注册了上网，也买了电信服务，他加到一起，这个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它不是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叫占线，这条线就被占死了，IP电话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走，有空就发一个包，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所以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

　　当年这样的事情过不去，当年我们是有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一分钟国际长途，一分钟是28块钱人民币到35块人民币。马尾的企业家自发的是4块8，结果我们这个供应28的，把机器没收了，说它谋取暴利，最后交了钱人才释放，两兄弟打官司，终审败诉，上诉。当时的主审法官应该叫徐永东(音)，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有一席之地，他第一次开创这种复杂的问题请多方专家论证，将清楚IP电话和传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个法律怎么能管住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事件对IP电话加速市场化，起了巨大的作用。那是哪一年，1997、1998年，所以中国很快推出国家供应的IP电话。定价多少？一分钟4块8.

　　最近还有一个“互联网+”的故事，用互联网跟出行结合起来，打的难是很多城市的困难，你仔细研究传统出租汽车是挺难的，你说用价格他很难用，你说马路上劫一个车跟他砍价，不想去就贵一点，做不到，每辆车都砍价，城市就瘫痪了。所以出租车，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窗口家，一公里10块钱、12块钱，定死的。这种模式应对需求的变动就不灵便，因为城市出行有峰，高峰、低峰，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互联网一来，就可以把价格机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因为原来说不准随便办出租车，不知道司机干吗的。现在看滴滴打的，我去访问过，谁来接你，接的是谁，都有手机，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是这个在各个城市引起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觉得你触犯我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这个业务，你搞了这个业务，过去发那么多牌，出租车公司份子钱怎么办哪？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商务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身在世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刚才我听王珉书记的讲话，我很有感触，欢迎各界来监督政府的服务，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一个地方，不仅仅跟地方政府一起怎么搞投资，怎么帮助这个地方，把这个系统成本降下来，把这个个别企业努力也没有用的那个摩擦力降下来，他就会推进这个地方的发展。当然现实比理想总是有距离，因此我们要为此去努力而奋斗。

　　我最近调查一家企业，人反应的情况、概括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控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个别存在这个局面，我们共同和政府合作，来把小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因为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动力足够，我们就能克服这个短期的下行，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谢谢各位。

　　马蔚华：

　　谢谢领导精采的演讲。

　　提问：

　　我想提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摩擦，是系统性的问题，企业应该参与推动解决。但是我从你举的例子来看，这个主要讲的是垄断，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当前制度性的问题，是不是关键性在垄断？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应该加以解决？而且这个垄断，为什么去不了，因为这个垄断说了很久了，不是现在了，当然咱们在座的可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没有来几位国有企业的大佬，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一套说法，所以我希望您在这方面能够再分析一下，谢谢。

　　周其仁：

　　谢谢您的好问题，因为现在所谓的行政性垄断，他就是一种法定垄断，那么法定垄断怎么办呢，我们建立法制国家，是不是光守法就行了，要参与立法，参与修法，这次人大的文件非常重要，将来立法的主导权要转移到人大。过去由于我们知识，因为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很多的复杂工业怎么管，部门立法为主，这个部门立法好处它行家知道这个领域里头的细节，但是部门立法常常把部门利益包到法律里面去了，你一碰就是立法，启动修法过程，因为过去的很多法是部门立的，什么时候把生产力证明不当的法，要给它调整。很多企业家都是不同层次的人大代表，应该在这里头发挥作用。企业家在市场活动，对很多信息有优势，知道这个信息卡在什么地方，到底把哪个关键的部分去掉，我们发展市场机会就会增加。所以第一个答案，就是企业家要积极参与这个人大主导的立法修法过程。过去企业遇到问题，就赶快找哪一个个别的领导干部，我们要往现实的国家走，要养成一个习惯，遇到问题找律师，遇到问题从法的层面探讨它的合理性、不合理性和可改变性，这个当然难度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不付出这个努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老在这个口号上喊，老落不下去。所以我中心的意见，就是企业在一起交流个别成功的经验，要关心共同的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是沿着法制的道路，因为到了这个法本身，就是大家参与的，不合适是可以经过程序调的，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给定。

　　比如说到底多少家营运商营运电讯，这个没有说过。一家好还是三家好，还是民营也可以进去，这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研究的，我的态度也不是一天可以达到。至于金融，涉及到外贸，我们好多复杂的领域，一个互联网会不知道加到哪个领域去，如果里头有法律障碍，而我们又不懂得怎么逐步推进降低这个系统摩擦力，我们下一步有的时候就不会加的那么顺，就没有把这个加的潜力，给我们这个国民经济充分挖掘出来。谢谢。